麻省總醫(yī)院 (MGH) 的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新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和遺傳因素可能以累加方式相互作用，影響人們患肥胖癥和 2 型糖尿病的風險。發(fā)表在《糖尿病護理》雜志上的研究結果表明，改善社會經濟剝奪的干預措施可能會減少個人和社區(qū)層面的代謝疾病，尤其是在伴有高遺傳風險的人群中。
遺傳和社會經濟因素——一個是內在的和不可改變的，一個是外在的和可能改變的——都被證明會增加代謝疾病的風險，但是這兩者的相對貢獻以及它們可能相互作用以影響一個人的風險的程度很差明白了。為了進行調查，科學家分別檢查了來自 Mass General Brigham Biobank 和 UK Biobank 的 26,737 名和 223,843 名歐洲遺傳血統(tǒng)參與者以及 3,468 名和 7,459 名非歐洲血統(tǒng)參與者的遺傳和社會經濟風險的獨立和累加效應在各自的生物庫中。
該團隊檢查了基因組中數(shù)百萬個點的個人遺傳數(shù)據(jù)，以及與他們居住地區(qū)的教育、收入和就業(yè)相關的信息。由于在所檢查的所有地區(qū)級社會經濟變量中， 受教育程度與2 型糖尿病和肥胖癥的關聯(lián)最強，因此這被用作主要的社會經濟風險衡量標準。
結果表明，處于遺傳和社會經濟風險最高五分之一的人的 2 型糖尿病患病率高出七倍多(22.2% 對 3.1%)，肥胖患病率高出三倍多(69.0% 對. 20.9%) 與組合最低風險五分位數(shù)中的那些相比。
在附加尺度上，遺傳風險和社會經濟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互作用。這表明，與那些遺傳風險較低的人相比，那些具有較高遺傳風險的人在不利的社會經濟風險下代謝疾病患病率的絕對增加要大得多。
例如，不利的地區(qū)社會經濟風險與整個遺傳風險范圍內的 2 型糖尿病患病率增加有關，但患病率的絕對增加在遺傳風險最高的人群中最大：遺傳風險最高的五分之一組為 +9.2% vs.在最低遺傳風險的五分位數(shù)中增加 1.7%?？傮w而言，遺傳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累加效應分別占 2 型糖尿病和肥胖患病率的 13.2% 和 16.7%。
“我們認為，這項研究要求采用全人方法來預防代謝性疾病，如果針對那些遺傳風險較高的人群，公共衛(wèi)生干預措施可能會產生最大影響，”主要作者、內分泌學家 Sara Cromer 醫(yī)學博士說。 MGH 醫(yī)學系和哈佛醫(yī)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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